參與規劃是校政民主化的起步點─訪科大陳允中老師
Tuesday, October 23rd, 2007文:朱凱迪
編按:香港的建築及規劃專業人士,普遍仍抱着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自以為比持份者更懂得其需要。雖然參與式規劃﹝participatory planning﹞在海外已經成為常規,但在香港,第一個民間規劃方案三年前才在灣仔利東街第一次出現,最終還被城市規劃委員會否決。中文大學的校園發展 能否成為另一個參與式規劃的試點?參與式規劃與校園民主有何關係?我們為此訪問了近年努力推動參與式規劃的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陳允中老師。
問:為什麼要如此強調大學員生、校友、以至周邊社群的參與制訂校園發展計劃?校方高層都是精英中的精英,由他們去主導中大未來的規劃不是很好嗎?難道他們會害中大?有廣泛參與跟由高層決定的規劃,分別在哪裏?
答: 先談什麼是參與,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參與民主」。參與其實是民主決策的其中一種方式,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成熟的民主社會,當權者才會把「參與」當成一種 常識。在集權的國家﹝無論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參與就是挑戰權威,是不會被鼓勵的。依我看,參與與否要看社會對民主化的想像。香港仍然在民主化 (democratizing)的進程中,參與權當然是經過爭取才能得到,特區政府或任何官方機構都不可能主動放權給市民。爭取參與權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 過程。全民普選是一種代議民主,是人民要求透過民間代表對國家層次的政策有決策權。社區參與是在一個相對小的範圍內,做直接民主決策。在學校裏提倡參與就 是要校園民主,讓學校的重大決定開放給相關持份者一起決策。簡單說,在校園爭取民主,必然是香港民主化的重要領域。甚至,作為一個理想的社群,校園民主經 常是帶領社會民主的前鋒。
回到問題,為什麼不讓菁英中的菁英為「公眾利益」做決定呢?三個原因。一、菁英很可能有自己的利益,對公眾利益 的解釋有偏頗,畢竟他/她們缺乏﹝校園﹞的民意基礎;二、菁英的同質性太強,很可能只看到問題的某一個面向,無法做一個更全面及更容易被接受的決策。三、 菁英決策在殖民管制中是「正常」的,但在一個正在積極民主化的社會中,無法取得足夠的合法性。菁英一般都缺乏對公眾的信任,以為公眾都是自私的,無法為公 共利益做決定。不信任公眾是菁英們閉門做車的理由﹝或藉口﹞。這種「認為公眾不夠成熟來維護公共利益」的看法通常是一種偏見,是殖民時期的產物。香港社會 民主化已走了二十幾年,有什麼理由不信任公眾呢?尤其是在充滿理想的校園?如果在校園都爭取不了民主,難怪香港的普選要一直被拖延了。
問:現在的大學規劃被別成前提和設計兩部分,前提由校方高層決定,中大員生/校友能給意見的只有設計,這樣做有什麼問題?大學和建築師有一個共同的說法:如果只討論前提,沒有東西看,大家就不會感興趣。這種說法是真是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