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香港中文大學本科一年級生 李敏剛
老師，是任何一個治學之人，任何一個自稱知識份子的人，所能擁有的最崇高的身份。這是一個人格上的身份，不論你的職銜是校長、教授、或更多更多。因為一個老師的身份，代表着認為一個人是讀書明事理、代表着對一個人學問的認同，代表着一個人有把知識向下一代傳授的熱忱。
因此，就對人格上的尊敬而言，最高級的官僚、政治人物，及不上一個最低職級的老師。因為前者所代表的，只是權力的大小; 但後者所代表的，卻是對社會未來的承擔，一日為師，這種熱誠已被確認，職級只是行政上的需要，根本再沒有任何人格意義。
如果有老師竟然因種種原因，放棄了自己身為老師的身份，那麼，在憤怒之前，其實是痛心，和困惑。
兩星期前在大學文化廣場舉行的有關校園發展的討論會，作為一個一年級新鮮人，正想了解更多大學生對學校的情懷，就去看了。
乘興而去，敗興而返，怎麼這麼像林鄭月娥跑皇后碼頭的研討會。為什麼由教授對學生的討論，竟然變得彷彿是官與民的衝突?
任何一個大學生想看到的，都不是這些。
文：香港中文大學本科一年級生 李敏剛
「十二世紀末的時候，牛津鎮已經是一個重要的教育中心。從歐洲大陸與其他地方的學者定居在此，在1096年時就有一些教學活動。1167年巴黎大學的排外活動，讓許多英國學者離開法國，回到英國牛津。……英王亨利二世於1167年禁止英國學生在巴黎大學學習後，牛津開始迅速發展。也就是從此時開始，第一個學校公寓建立，之後逐漸成為學院。1209年，由於學生暴力行為，大學被解散(此事件導致了一些學生和教師離開牛津並建立了劍橋大學)。1214年6月20日，經過一名教宗使節的磋商，大學重新回到了牛津，並得到了特許。牛津大學的身份直到1571年通過的一項法案而得到證實的確定。……」
中國方面也差不多。書院可以追溯到宋代，去學習的都是有一定學問的人，該夠有現代大學的資格。范仲淹主講睢陽書院，胡瑗教授東南諸生，都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例子。
也就是說，無論東西，大學的建立，都不過是源於學者們相聚鑽研學問而建立。為的是提供一個環境，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令學者們可以專心而活潑地學習。也許中國文化比較重師道，大學者對初學者的傳授的氣氛還比較重。總之，作為一所大學，供鑽研學問就是所有事中心，就是一所大學的一切。無論自詡源自西方還是東方的文化，都是一樣。
卻至少沒有聽過，牛津劍橋和睢陽書院是為了成為「英國第一學府」和「中國第一學府」而建立的。
中大依然繼續雄心勃勃，要開山劈石。
編按：文章由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所寫，刊載於2007年10月18日星島日報。按此連結到陳健民的網站閱讀全文。
「…德國著名社會思想家哈巴瑪斯在他的《邁向理性社會》(”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一書談到大學是實踐民主的最佳場所，並應樹立模範影響整個社會。對他來說，民主不單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方式，我們應先在群體中尋求共 識，直至無法達成才進行表決。而尋求共識的方法，是要讓參與對話的人不分地位身分，都有平等機會闡述觀點，以理服眾…」